年10月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纪念法国废除死刑40周年的演讲中表示，会继续推动“废死”。
而紧跟加拿大，11月30日，美国也宣布了*品合法化的条例。这些操作简直令人智熄，那么，在这些怪异操作背后，究竟是什么在运作？
万物皆允，刀乐到了就行
要谈及一件事物的始终，其历史渊源就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废死也好、*品合法化也罢，都是在某些层面上对违法行为做出让步，放松监管。那么违法的事物的合法化——尤其是*品的合法化，又是从何开始，至何而终的呢？
国外浴室里悬挂着的针头处理容器
答案并不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美利坚，百度上的乌拉圭也不是一次足够完整的尝试，最接近的答案反而是遥远的欧罗巴上的另一个国度——荷兰。
从年开始，荷兰*府允许大麻售卖在有限的形式下合法化。
与其他国家一样，荷兰的青年文化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对各种精神致幻药品越来越多的使用，那时的*品使用还是很有限的，而且绝大部分只是大麻类的*品。这些*品的吸食者大多数是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其中以学生居多。这种情况对于国家未来的危害可想而知，议员们决定加重对走私麻醉药品的惩罚力度，要求警察和司法部门应该加强对这个问题的调查。
情况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开始发生变化，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一方面，荷兰议会一致同意有*瘾的人应该得到帮助或治疗，而不是成为法律打击的对象。另一方面，对大麻的处理上，荷兰*府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大麻完全合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会违反荷兰签署的联合国麻醉药品单一公约。对此，荷兰的做法是：
仍然认定大麻的非法性，但是司法机关不再对持有、使用和销售大麻进行起诉。
荷兰*府所在地海牙
由此可见，公开讯息中荷兰*府走向大麻合法化的初始逻辑实在是“非常清晰”：
如果我允许大麻合法化，那我就违反了《联合国麻醉药品单一公约》，但是只要我一边坚持调查，之后不去起诉违法者，那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行吧，这很合理。
更合理的还在后面，*策的选择也涉及如何处理大麻的供应方，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那如果没有交易双方，那就买卖也不存在了，这可不行！
新*策下荷兰的青年活动中心和音乐厅等地方已经开始安排固定的场内经营者来销售大麻，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竞争。但意料之外的是，“咖啡店”也从事大麻的销售。官营大麻这种最后的遮羞布瞬间扯下，那么，既然官营管控看起来不能满足人们对*品的需要，又该怎么办呢？要知道，截止年，阿姆斯特丹的大麻咖啡店总数约为家，全荷兰总共有家左右。这是整整一代瘾君子们用脚投票的结果。
阿姆斯特丹一家咖啡店，销售大麻的员工
荷兰*府给出答案的时间比上述数据的统计还要更早，年，检察官委员会颁布了一份新指令，要求：若大麻销售者不对公共安全或健康构成威胁或者没有试图公开促销和扩张经营，相关部门尽量不对这些经营者展开调查。
荷兰*府多年后的总结中对这个阶段的大麻*策的评价是——“制度设计并非缜密，并且存在很严重的局限性，但是总体来说是成功的。”理由是，荷兰*府横向比较之后觉得非常放心——在荷兰，对鸦片有瘾的人依然“较少”，吸食软*品的人数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也没有特别多。
应该承认，在我国，不管是普罗大众还是上流精英，大抵是很难理解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的——早在年，荷兰就已经把“摆烂”、“比烂”用作*策制定和社会思考的主要意识形态了，相比之下，直到年这种意识才在中国冒头——那我们确实落后了30年不止。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荷兰的大麻消费市场逐渐改变。六七十年代的大麻吸食者主要集中在出身社会上流、并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从八十年代起，越来越多低层和工薪阶层的人开始消费大麻，而其它阶层的年轻人吸食大麻的数量在逐渐减少。
这种变化换而言之是什么——引导*策制定的一批人转头看看身边的工薪族们：“各位躺好啊，哥们儿先去卷一下。
这中间，是不是有一种熟悉的味道？
豪绅踊跃捐款，民众也跟风一起，随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荷兰限定版最大的区别只不过是——“上流”人士吞云吐雾，工薪族们赶起时髦，随后上流人士们挥挥手：“哥几个接着抽啊，我这边有几个小目标先忙一会。”
我们不禁会思考这样一件事——荷兰人民为什么会一步步的走进这座大坑里？
如果我们从当时的荷兰各路媒体的文章来做总结，理由无非以下几条：
其一，大麻带给人类的成瘾性和对生理健康的危害相较于酒精、尼古丁和其他*品要低。
其二，大麻合法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不仅可以给*府带来丰厚的税收，还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和增加就业。
其三，大麻合法化可以规范大麻市场，减少黑市带给犯罪组织的高额利润，降低走私大麻或暴力犯罪、腐败犯罪等非法活动。
其四，大麻合法化可以为大麻吸食者“去污名化”，保障其相应权利，并可节省一定的刑事司法成本，减少监狱或其他监禁场所的压力。
如果做一个时间轴线的纵向对比，我们也会惊讶的发现——后世合法化*品的各国也是这样的理由，那么如果我们站在历史长河的河堤上，以旁观者、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这些理由，这些理由算有力吗？
欧洲各国吸*室状况
危害低，所以就名正言顺地允许它危害国民健康？能收的税多，人民的健康就可以作为交换？黑市的利润高，看起来就那么眼红？还是说监狱关不下了，犯罪就变得理所应当？
相较于其他罪行地合法化，大麻地合法化尤其还带有另一重更不容忽视的意义：
不管是从经济上、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大麻的合法化必然会造成马太效应的加剧——穷者愈穷、富者恒富，吸食大麻的依赖性不论强弱终归是对经济实力的严重考验，更是对个人可支配的自我发展时间与精力的挤压。大麻合法化肉眼可见的未来是对该地区普罗大众的未来透支行为，不过如此、不外如是。
雄心壮志、终究适得其反
我们必须清楚的认知这样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
美国直到现在依旧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喜欢它也好、看他不惯也罢，如果我们有朝一日觉得这不过是个瘾君子组成的超级大国，那不是在辱美，而是在辱我们自己。
作为世界曾经的两极之一，如今唯一的世界强权，曾几何时这里也是承载着人类社会对未来美好畅想的土地。事实上，《麻醉品单一公约》(SingleConventiononNarcoticDrugs)、《精神药物公约》(ConventiononPsychotropicSubstances)以及《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ConventionAgainstIllicitTraffickingofNarcoticDrugsandPsychotropicSubstances)这三个确立*品的原罪属性的国际法律文件，就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的努力下得以出台的，《麻醉品单一公约》包含51条规定。第36条规定，公约参加国应当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持有*品为犯罪行为。
美苏都曾代表人类社会的理想范式
我们走后，他们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切·格瓦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古巴革命领导人）
随着年12月26日一声悲鸣，红旗落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个长期以来让美国不得不成为理想国的竞争对手悲壮的走上神坛，结束了自己的存在，而在这之前，美国充当了合格的、另一个人类理想社会的典范。在此期间，美国也曾以举国之力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禁*战争。
年，联邦颁布了第一道管制大麻的立法《大麻税法》，这一法律的目标是管制大麻的滥用。但是它的医用并不违法，而仅是通过征税的方式限制医生和药剂师随意开列处方。实际上，它承认了大麻潜在的药用价值，内科医师、牙医和兽医等医务工作者只要每年交纳1美元的执照税，就可以通过处方向其病人开列大麻，药剂师只需每年交纳15美元的执照税就可以出售大麻。这是美国20世纪收紧国内大麻的开端。
在我看来，如果谁说使用那种*品不会成瘾，那是不可宽赦的。在今天的药典中，其他药品不会产生你从大麻中所获得的愉悦感，不，没有一种一一今天的药典中绝对没有一种。地球上只要有这种药品，我定会把它列入。
——美国早期禁*运动旗手查尔斯·唐斯
《大麻税法》生效之初的年，就有0名美国医学会医生被检举非法开列大麻处方，迫使医学界不得不做出妥协。但必须明确，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大麻税法》并没有改变大麻医用的合法地位，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含有大麻的药品仍在继续。
《大麻税法》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这为试图全面禁止大麻使用的联邦麻醉品局出了个难题，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影响，安斯林格专员开始动员医学界内部的支持，期图把大麻从医生的药品清单中除名，结束医用大麻的合法地位。安斯林格采取的主要策略是游说时任《美国药典》修订委员会主席的欧内斯特·库克博士，试图让库克相信，大麻“被纯粹地用于枪伤的处方”，且“一位妇女重填了次〔大麻〕处方，作为精医院治疗”（暗示此妇女滥用大麻医药体系吸*）。年，安斯林格最终说服了库克博士，把大麻从《美国药典》和《国家处方集》中除名。
年，美国出台了严厉的《博格斯法》，“酷法”并没有立即产生遏制效应，而媒体报道的青少年吸*者数量也没有因此而减少。年1月26日，《纽约时报》刊文指出，联邦麻醉品局年报统计结果显示，21一30岁年龄组的成瘾者与年相比有了“极大的增长”——约4%。
血口喷人，难逃重压在身
增长率达到4%这个数字让华盛顿朝野上下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要知道，二战后直至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在硬实力上因为经济原因时有不足，但是在软实力输出上，是能时刻保证不花钱收买也能让斯大林和美国总统同时阅读同一份文件的程度。法案不但怨声载道而且还起了反效果让民间怨声四起，一时间联邦麻醉品局和安斯林格专员成为了众矢之的。对他们来说更糟糕的消息是——新中国的成立。
年5月，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10月1日，新中国宣布成立，这在美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引起了不小的震惊。冷战格局的确立对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公民来说意味着制度之间的竞争，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一边倒”就是声势最为浩大的砝码。相当数量的美国人难以想象一个可能成功的未来，“麦卡锡”主义的应运而生成为了联邦麻醉品局和安斯林格在民怨中唯一的借口。
这不是他们头一次这样做，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麦卡锡主义的指导下，黑锅脏水成为了联邦麻醉品局和安斯林格专员最拿得出手的理由：
新中国很可能是生产三种最有药效的成瘾麻醉品的最大国家理应为鸦片和其衍生物贸易的兴盛负有责任。安斯林格专员称，红色中国不仅资助鸦片生产，而且利用获取的资金来购置战略物资，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证明海洛因的走私来自新中国，中国应该为美国西海岸的青少年麻醉品成瘾人数的增加负责。中国生产的麻醉品远超过她的需求，这些非法麻醉品经过天津和东北稳定地流向日本，近数个月，新中国向世界市场输出了吨鸦片以换取商品，足以满足世界一年需求的20%。
——年5月11日，《纽约时报》
这种杜撰已经不讲道理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了，要知道这个时间点新中国正在精心准备三大改造，直接地从技术能力上都不具备加工“鸦片”的工业能力，国民*留下的是一个真正的烂摊子，生化制药的工业能力实实在在的等于0。
但是，华盛顿并不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否道德，他们只明白一件事：自己的无能，可以暂时的从人民的视线中脱离了，但是还是需要一个足够体面的梯子。
因为 的失败，对新中国的污名化已经不能直接地让自己处于道德高地，人民的质疑并未因为敌对的存在而得以收敛，杜鲁门*府明白，必须要找个台阶下了。
贸然下梯子会有跌落的风险
这个时候，研究道德25年的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劳伦斯·科尔博站了出来。
大多数的吸*既不是威胁也不是道德上的罪恶，而是一个健康问题，它与酒精中*、心脏病和癌症相比，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健康问题。
——精神病学家劳伦斯·科尔博
这个台阶，来了！要不怎么说人家是提出道德阶段论的专业人士，你看看这个台阶递得。
这是美国财富增长极快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3.9%的比例增长，10年间翻了近一番。这种生产力和财富的剧增为美国社会打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费市场和能使个人感到舒适的任何物质(包括*品)的供应市场。
年1月，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年，联邦麻醉品局专员安斯林格退休，随着吸*群体，尤其是大麻使用者的“资产阶级化”，围绕解决*品问题的策略，联邦*府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放宽对*品违法者惩处的势力日渐占了上风，更为*品管制*策的“改革”开了方便之门。
接下来，就是一个在中国流传已久的地狱笑话的扩展部分了。
年1月15日，肯尼迪总统公布了“第号行*令”，任命组建“麻醉品和*品滥用总统咨询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由巴雷特·普雷蒂曼法官领导，因此，这一委员会通常被称作为“普雷蒂曼委员会”。4月份，“普雷蒂曼委员会”完成了中期报告，这一报告共提出25条建议，主要内容包括:放松强制最低判刑，要为研究“麻醉品和*品滥用的各方面”增加拨款，解散联邦麻醉品局，把它的职能交给司法部和卫生教育福利部。卫生教育福利部担负合法分发和研究的责任;司法部负责调查非法贸易。医学界则决定哪些属于合法的医学治疗和麻醉品的使用。
而这份委员会的终期报告是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前的数星期完成的，颇有种“你已经没用了”的既视感。
这位美国历史上男女老幼口中的“天选之人”就在不久之后的清晨坐上敞篷车，被路边冲出的枪手一击毙命。
地狱笑话肯尼迪限定款
肯尼迪去世后，约翰逊总统接过了“火炬”。
年，“约翰逊总统执法和司法机构委员会”也开始批评“大麻实行和麻醉品一样的法律惩治”，并对大麻税法的全面影响提出质疑。同时，委员会也对“大麻的成瘾性质”提出了挑战，“证据表明，事实上，尽管进入公共权威
